“被神选中的民族”怎样讲故事?

发布时间: 2017-10-26 10:51:51 来源:俄罗斯龙报 作者: 浏览次数:

俄罗斯文学,尤其是“黄金时代”的大家们及其作品在中国广为传播。图为2014年9月,莫斯科国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丹钦科音乐剧院在天津大剧院的舞台上带来歌剧《战争与和平》的中国首演。全剧动用了600余名演员做“布景”,演出长达4个小时。(图片来源:中新社)

【俄罗斯龙报】19世纪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被视为世界文学史中继古希腊罗马神话和莎士比亚创作之后的第三高峰,有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之称,这一时期的文学成就在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崛起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俄罗斯民族信奉东正教,他们认为自己是“被神选中的民族”。在俄罗斯,文学家不仅是文学家,他们往往是集作家、诗人、思想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文化大师。“黄金时代”的文学家及其作品奠定了俄罗斯文学的优良传统,并对中国一个时期的作家产生深刻影响。

追赶欧洲文明 文学辉煌让西方好奇和赞赏

对于俄罗斯文学史上“黄金时代”的时间界定,学者们意见并不统一,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于1814年在皇村学校朗诵《皇村的回忆》而震惊诗坛,以及托尔斯泰于1910年在铁路小站去世,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两个标志性的事件。

北京《人民日报》报道,“黄金时代”的俄罗斯文学在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崛起过程中发挥过重大作用。俄罗斯作为欧洲相对后起的国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有着“追赶欧洲文明”的强烈愿望。在彼得大帝的改革、叶卡捷琳娜女皇的扩张和亚历山大一世战胜拿破仑的胜利之后,俄罗斯民族的自觉意识迫切需要获得更充分的表达,而借助文学艺术来凝聚民族精神、改善国家形象便成为19世纪俄罗斯作家和艺术家们一个不约而同的愿望,一个义不容辞的使命。

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俄罗斯文学的崛起,俄罗斯和西欧的知识分子才普遍意识到,俄罗斯人不再是好战的野蛮人,不再是横冲直撞的“哥萨克”,而是富有智慧和文化、具有文学和艺术创造力、甚至肩负某种特殊的全人类使命的民族,也就是说,19世纪“黄金时代”俄罗斯文学的辉煌成就使得西方针对俄罗斯的轻蔑和责难迅速转变为好奇和赞赏。

在俄罗斯文学走向世界的关键时刻,即19世纪80年代,有三个事件相互呼应,构成一个重要的拐点: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相继面世,使俄罗斯文学的成就获得举世公认;普希金的纪念碑在莫斯科落成,这是全俄第一座为诗人和文学家竖立的纪念碑;在普希金纪念碑的落成典礼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等先后发表演讲,高度评价普希金以及以普希金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世界意义。

“问题文学”构成主体 宗教氛围成主色调

如果对“黄金时代”的俄罗斯文学做一个宏观概括,大致能归纳出这样一些特征。

首先,这是一种道德的文学,良心的文学,人道主义的文学,所谓“问题文学”构成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主体,从赫尔岑的《谁之罪》、涅克拉索夫的《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和杜勃罗留波夫的《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俄罗斯作家们始终在向社会提出咄咄逼人的追问。

19世纪的俄罗斯作家大都出身贵族,可他们又几乎全都是“忏悔的贵族”和“本阶级的叛逆者”,他们捍卫的是被压迫者的利益。因此,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所谓“小人物”和“底层人”往往能得到更多的同情和更多的正面描写,同情弱者,敌视强者,这似乎是俄罗斯作家们一个不约而同的社会立场。

其次,这大体上是一种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文学,“美是生活”、“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生活的教科书”、“俄罗斯革命的镜子”等概念就是对那个时代俄罗斯文学的归纳和定义。积极地介入生活,促进生活的改善,一直是俄罗斯作家强大的创作动力,与此相关,就导出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这样两个主要的美学特征,也就是恩格斯给出的关于“现实主义”定义的两个主要内涵:对真实的追求和对典型人物的塑造。

第三,这是一种具有宗教感的文学,救赎的文学,充满弥赛亚精神的文学。俄罗斯民族信奉东正教,他们将自己的宗教称为“正教”,他们认为自己是神选的民族,是具有拯救人类之使命的、被选中的民族,与之相关,俄罗斯作家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具有“布道”成分,他们笔下的主人公也往往都具有深刻的“忏悔”意识,浓烈的宗教氛围构成了这一时期俄罗斯文学的主要色调之一。

“黄金时代”俄罗斯文学强大的创作实绩和深远的社会影响,使得文学从此在俄罗斯社会占据了崇高地位,由此形成俄罗斯文化中所谓“文学中心主义”现象。

在俄罗斯,文学从来就不仅仅是文学,而往往是一种包括宗教、哲学、思想、艺术等在内的大文学;文学家从来就不仅仅是文学家,而往往是集作家、诗人、思想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文化大师。

用去世不久的俄罗斯现代诗人叶夫图申科的话来说:“在俄罗斯,诗人大于诗人。”而这一传统之奠定,无疑要归功于“黄金时代”的俄罗斯文学。

“文学双峰”成就瞩目 震撼中国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有“俄罗斯文学双峰”之称。争辩这二位高人孰强孰弱,是很多俄罗斯文学爱好者的保留节目。在文学造诣上,他们二位的确高出同时代其他作家一筹,置于世界文豪之林亦当仁不让。他们二位的成就有目共睹,关于他们的评论文章浩如烟海。

北京腾讯文化报道,美国哈佛大学文学博士后丹尼尔·S·伯特等人,在21世纪初对有史以来的世界级大文豪进行了一次综合评定。综合专家意见,他们给出了世界100位文学大师排行榜。由于评选人视野的原因,大量英美作家跻身榜单。在这100位入选者中,包含了4位俄罗斯作家,均为“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除普希金和契诃夫外,排名最靠前的两人就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分列第4和第15位。值得一提的是,有三位中国作家入选,分别是名列第27位的杜甫,67位的曹雪芹,以及93位的鲁迅。

排行榜当然不是对作家的盖棺论定,但依然提供了从国际视角审视这两位文豪的参考。而从对其他作家的影响这个角度,可以再次验证他们的成就之高。

中国知名作家余华就曾描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的震撼:当时自己被那种“一开始就进入叙事高潮,并且一直持续到结尾”的风格,“炸得晕头转向”。如果正常心跳是每分钟60次,陀思妥耶夫斯基让自己的心跳变成了120次。

“我20岁出头的时候,茨威格(奥地利知名作家)是一个很高的台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更高的台阶。当时年轻无知,直接爬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台阶上,结果发现自己有‘恐高症’。然后灰溜溜爬了下来,刚好是茨威格的台阶。我在习惯了茨威格之后,再爬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台阶上,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了‘恐高症’。”余华这样说。

2015年10月,托尔斯泰的玄孙乌拉基米尔·托尔斯泰在鲁迅的故乡——浙江省绍兴市,与鲁迅长孙周令飞见面,中俄双方的专家进行了一场跨时空对话。图为周令飞和乌拉基米尔·托尔斯泰用两国文字写下“鲁迅与托尔斯泰的跨时空对话”。(图片来源:中新社)

鲁迅:在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间选择

研究中国文学大家鲁迅的学者们一向重视其背后的俄罗斯资源。讨论鲁迅的审美意识,俄罗斯文学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他所翻译的俄罗斯作家作品数量可观,其中“黄金时代”的作家作品数量尤其大。

俄“文学双峰”同时进入鲁迅视野

北京《光明日报》报道,对鲁迅影响最大的是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气质层面看,果戈理的智慧深得鲁迅喜爱,而小说以微见幽的神意,则是契诃夫带来的。但就思想的覆盖面与分量而言,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有影响力的存在,从鲁迅的接受态度可以看出这一点。

1907年前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同时进入鲁迅的视野。在讨论文化的根本问题的时候,鲁迅在众多的参照里选择了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这支撑了其“立人”的基本概念。鲁迅的杂文集《热风》动人的文字就回响着托尔斯泰式的声音。但在小说的写作里,托尔斯泰的影子却消失了,多了一种灰暗、痛楚和绝望的意象,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的一种显现。连鲁迅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真正给自己带来审美震撼的不是前者,恰恰是后者的诗性。

他在俄文学作品中找共鸣

鲁迅早期思想一个关键的亮点是关于“人”的描述,这是西方人道主义传统的一种表达。其间流动的就有托尔斯泰的元素。引用俄文学的资源,这在他是一种新文化建设的渴望。可是后来,当他凝视中国社会生活的时候,“立人”这个正面的话题被苦难的负面阴影代替了。他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里找到了共鸣,那就是对无法“立人”的焦虑。

当现代文学团体未名社(1925年8月成立于北京,由鲁迅发起)青年开始译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时,鲁迅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作品中奇妙表达有着由衷的感佩。那些文字似乎唤起了自己的内觉,他们彼此有着惊人的一致。

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鲁迅作品的黑暗、极端的恐怖和阴冷,并不能遮掩他的纯然的存在。外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无序、忧郁,隐含的却有“托尔斯泰式”的庄严。俄罗斯文化两个重要传统就这样组合在鲁迅的世界里。

托尔斯泰的影响扩至社会领域

托尔斯泰的作品多是“圣意”的普照,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充满了“浊味”之寒冷。“圣意”则会成为“劝善书”,而“浊味”里多无路的迷茫。鲁迅是温情者有之,绝望者亦多,这也可以理解他何以在这两个传统间的游移。而对于小说家而言,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青睐显然超出托尔斯泰。

“新文化运动”初期,托尔斯泰的影响不仅在文学领域,社会运动中的呼应也相当可观。

鲁迅兄弟译介日本白桦派的作品,对于颠覆旧学中非人道的传统颇为奏效。而“新村主义”的传入,则把托尔斯泰主义的实践性元素具体化。这吸引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人。新文化的主要精神之一,是诚与爱,是人道对专制的抵抗。“人的文学”、“平民文学”背后的理论,多少与托尔斯泰的存在有关。

艺术追求慢慢“脱离”俄文学家

不断面对中国的棘手的文化难题,鲁迅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他觉得,仅仅拥有托尔斯泰的传统是不够的。现实不都是以确切性的方式可以呈现出人性的本质和生活的本质。

与托尔斯泰从道德与审美的角度打量生活不同,鲁迅关注的是底层人自身解放的问题。托尔斯泰无论爱意多深,还是对现实无力感的爱。鲁迅以为,新的知识阶级,已经不是托尔斯泰那样的人物,还应当是进入生活深处的改革者。

恰是这个思路,在鲁迅的艺术追求里,从无宏大的叙事。他的作品被称为匕首和投枪。托尔斯泰因为沉浸在自己的宗教里,被评论为“结构松散、拖泥带水的怪物”。鲁迅作品都是细小的存在,小说几乎没有长篇大论的,杂文的字数更少。一方面没有依傍在确切性的宗教般的理念里,另一方面更接近底层复杂的生活。托尔斯泰关注的是世界的不平等,鲁迅则更多看到是不平等后的深层原因。

(编辑:龙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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